三國兩晉茶業(yè)的發(fā)展|中國茶文化
的。既然把茶已看成是一種“素業(yè)”，自然說明這時茶的飲用一定已相當普遍。在三國兩晉江南飲茶發(fā)展的同時，不難想見，其時當?shù)?a href='http://m.correa.cn/'>茶樹的種植，當也有一個相應的發(fā)展。
可是十分遺憾，在我們現(xiàn)存的古籍中，我們還沒有找到這方面的直接記載，只能根據(jù)有關資料作些推測。如南北朝宋·山謙之《吳興記》中載：“烏程溫山（今湖州郊區(qū)）出御荈�！眳怯X農先生研究，認為可能指的就是三國吳孫皓的“御茶園”中生產的茶①。筆者對這條資料也作過考證，認為南朝時三興地區(qū)出“御荈”是有這種可能的②。
根據(jù)上述二種意見，我們不說溫山御荈就是三國孫皓時所用的茶葉，即以后一種“可能是劉宋時進御的”看法來說，如所周知，任何地方從開始種茶到進貢茶葉，都有一個發(fā)展過程，就憑這一事實，我們也可相當肯定，湖州包括現(xiàn)在江蘇宜興一帶的茶葉生產，至遲在兩晉時可能就有一定的發(fā)展。這一點，我們從晉杜育《荈賦》也可得到某種印證。
《荈賦》前四句為：“靈山惟岳，奇產所鐘；厥生荈草，彌谷被崗�！边@首賦和荈草“彌谷被崗”的靈山是指什么地方？現(xiàn)在無從查考。不過，筆者從《宜興縣志》中偶而發(fā)現(xiàn)，這首詩和盧仝《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》、杜牧的《題茶山》等詩，都作為歌哦宜興或宜興人的作品，而收諸該志的“藝文”部。如果不是《宜興縣志》編纂搞錯，那么由這一線索也可證明，兩晉時在宜興的某些山嶺，其植茶也相當興盛了。
在三國兩晉江浙茶業(yè)有較大發(fā)展的同時，如東晉裴淵《廣州記》所載：“酉平縣出皋盧，茗之別名，葉大而澀，南人以為飲”①；茶在我國南部沿海也獲得了一定的發(fā)展。
在早期，我國兩廣地區(qū)，茶和皋盧是相通的。如劉宋時《南越志》也載：“茗，苦澀，亦謂之過羅�！雹谶@里應特別指出，在這一時期里，茶在我國中部和南部沿海雖然獲得了某些發(fā)展，但是，當時我國茶葉生產和技術的中心，還是在荊巴和西蜀。如西晉張載的《登成都樓》詩吟：“芳茶冠六清，溢味播九區(qū)”；以及孫楚的《出歌》句：“白鹽出河東，美豉出魯淵，姜桂茶荈出巴蜀”，反映的就是這種情況。
至于制茶技術上，如張揖《廣雅》所載：“荊巴間采茶作餅，成以米膏出之�！边@也是我們現(xiàn)在能見的茶的最早加工記載�！稄V雅》講制茶，為什么要以荊巴為例？無疑，這是因為它們有代表性。這一點，從這時有關文獻中記及的茶葉產地也可看出。如《華陽國志》在《巴志》中提到“丹漆、茶、蜜”皆納貢；涪陵郡“惟出茶、丹漆、蜜臘”�！妒裰尽份d：“什邡縣，山出好茶”；“南安、武陽皆出名茶”。又《南中志》也載，平夷縣“山出茶、蜜”等等，以上是巴蜀西晉以前產茶的情況。荊楚的情況，《荊州土地記》稱：“武陵七縣通出茶，最好。”
此外，再就是劉琨給其兄子劉演信中提到的“安州干茶”。其稱“吾體中煩悶，恒假真茶，汝可信致之”，人們在經常飲用茶葉的過程中，對有些地方出產茶葉的藥效，也已有所比較。這是晉以前我國文獻中提到的也是我們現(xiàn)在能見的最早的茶葉出產情況。我們引述這些所要說明的，是這些產地全部集中在巴蜀和荊楚二地；其所以如此，顯然是與這二地出產茶葉的數(shù)量和質量有關的。
在羅列了三國兩晉上述茶葉情況后，我們透過這些零星史實，聯(lián)系漢以前的茶史資料，多少也就能夠朦朧看出，這一時期也是我國古代茶葉文化系統(tǒng)初步形成的時期。如前所說，我國發(fā)現(xiàn)、利用和飲用茶葉的歷史雖然非常悠遠，但是從文獻記載來說，漢以前乃至三國的茶史資料十分稀少，以至對這時的茶，只能稱之為是一種只流傳巴蜀的區(qū)域性的簡單飲料文化。
至兩晉以后，隨著茶葉文化與我國各地社會生活和其他文化的進一步相會、相融和相互影響，也隨著文獻記載的增多，這才初步顯示和構建出了我國古代茶葉文化的特點及系統(tǒng)。舉例來說，由于士人愈來愈多的卷入飲茶行列，兩晉時，不僅出現(xiàn)了《登成都樓》、孫楚《出歌》等吟及茶事詩歌和出現(xiàn)了杜育《荈賦》一類專門描述茶的茶文化藝術，而且也為茶葉抹上了一層節(jié)儉、樸素、清淡廉潔的色彩，使茶葉文化多少注進了一些儒家“尚仁貴中”的基本思想。
在吸收儒家思想的同時，隨這一時期道教和佛教在我國的廣為傳播，孕育中的茶葉文化，也自然地融進了不少道教和佛教的有關思想和文化內容。這一點，我們從陸羽《茶經》引述的《神異記》中的“丹丘子贈大茗”的故事，《食忌》關于“苦茶久食羽化”的傳說，就可明顯看出，這即是兩晉時茶葉文化受道教文化影響的反映。
至于佛教，《茶經》中也搜錄有晉《異苑》剡縣陳務妻以茶祀墳獲報的故事，《續(xù)名僧傳》關于武康小山寺釋法瑤“飯所飲茶”的記載等等。前者一看即知，宣傳的是佛教因果報應思想；這里也清楚看到了佛教和我國茶文化的聯(lián)結。不過，這里需要補充一句，在晉以前或我國茶葉文化早期階段上，就佛教和道教對茶葉文化的影響來說，道教的影響可能大些和直接些。
因為佛教雖說是西漢后期就傳至我國，但其教義的“中國化”，還是后來禪宗興起以后的事情。關于這一看法，有人可能會引“西漢僧人甘露師”植茶蒙山，來說明佛教與茶的關系比道教更早，其實蒙山茶的傳說，現(xiàn)在好似與佛教有關，但開始可能是道教所編或僧道共編的故事，是晉朝以后佛教為和道教爭奪肇創(chuàng)茶業(yè)的功績所編織出來的。這等于兩教在南北朝編造的《清凈法引經》和《老子化胡經》等偽經一樣，前者稱釋迦牟尼的二個弟子：一為儒童菩薩孔子，一為光凈菩薩的老子；后者則反過來把釋迦說成是老子西出教化出來的弟子。
所以，關于蒙頂茶系西漢甘露大師（不管此大師是僧是道）手植的傳說，純屬是子虛烏有的事情。這時的茶葉文化，除和儒、佛、道有所交融，在精神方面揉進了某些儒、佛、道哲學思想外，在物質文化方面，也較漢以前有了不少提高。
如漢以前，我們無法知道其時是否有專門的茶具和以茶為禮的情況，王褒《僮約》“烹荼盡具”、“武陽買茶”二句，前一句古作“#潯釓?a href='http://m.correa.cn/'>茶”?蛔?a href='http://m.correa.cn/'>茶作苦菜解?竺嫻木叩比灰?非指茶具；后一句雖然一般都肯定到武陽去買茶，但是否用來祭神敬客呢？就不敢說了。但是，西晉時，如《世說新語》任育長至石頭看到的“坐席竟下飲”；杜育《荈賦》“器擇陶簡，出自東隅，酌之以匏，取式公劉”等描寫，這時不但明顯看到了“以茶待客”的禮俗，而且這時對烹茶用水擇器，也已頗為講究，以至各地每個人對飲茶用具的產地和式樣都有所推崇了。
類似的例子還可舉一些，但就上述幾點，我們也能看出，這時我國茶葉文化的脈絡，已油然浮現(xiàn)出來。因此，我們也可以說，晉朝是我國傳統(tǒng)茶葉文化能可確定的形成階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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