顧景舟創(chuàng)作景舟石瓢的過程|紫砂名家
生是這樣描述的：“畫成，仍由戴相明交貨船帶送顧家，顧景舟 鐫刻自己的一把，余四把請其表弟陶刻好手談堯坤鐫刻。”而我在和我的一位老師的聊天中談到這段歷史時，先生認為五把均為談堯坤鐫刻，其理由很簡單，也就是說顧景舟 時年正輕，而談堯坤已在紫砂鐫刻上小有心得，加之二人親屬關系(談是顧的表弟)，如此扛鼎之作，定邀力者為之，非談莫屬。但筆者經(jīng)遍查典籍之后，卻獲得了下面一些信息：
1991年顧景舟 先生發(fā)表了一篇論文《溯源畫藝——談文人及書畫界與砂藝的結(jié)合》，文中有這樣一段話：“約半個世紀以前，紫砂行業(yè)一度蕭條，瀕臨嚴峻考驗。筆者從事砂藝已有五六十年，可謂與紫砂行業(yè)共潮汐。早在四十年代初，也曾與上海書畫界友人吳湖帆、江寒汀、張大壯、唐云等有一段交往。在壺上以書畫交流，又筆者親自制壺鐫刻。摯友間同好雅玩，彼此激賞。近年也與韓美林一度合作造型設計，也是由我親手制作和鐫刻。七十年代中期以后，上海美術館和上海國畫院與紫砂工藝廠緊密合作。時有當代書畫名流朱屺瞻、唐云、謝稚柳、程十發(fā)、張樂平、應野平等，裝飾了一批砂壺，并投入市場�！�
又，在鶴峰陶藝、盛和堂出版的《壺藝寶典》中，有一顧景舟 先生對吳湖帆所屬石瓢的親筆鑒定證書影印件：“石瓢壺，一九四八年制贈吳湖帆先生，由江寒汀道兄畫花鳥，吳題字，作者鐫刻，迄今已有四十余年矣。一九九三年盛夏，顧景舟 署于陶陶齋”。
從上述兩段文字可以看出，顧景舟 先生明確表示這些鐫刻是自己親力親為，那么筆者的推論又是如何呢?
首先戴佐民(戴相明之子)在《鐵畫軒的第二代傳人——戴相明》一文中雖然關于這段經(jīng)歷有詳盡的描述，但其中與實際情況仍有些出入，例如文中“第五把壺上由江寒汀畫鷓鴣一雙相贈湖帆道兄”，而實際為畫面為“寒雀一只”。因此筆者估計這段過程雖均得自于其父的口述，但由于時間久遠，加之鐫刻過程是回到鼎蜀后完成的，這些據(jù)當事人回憶所撰文章難免有所疏漏。
其次，1948年左右的顧景舟 先生有沒有鐫刻這些壺的能力?先生愛好篆刻，一生自刻印數(shù)方，在這些壺制作前所自刻“得一日閑為我�！�、“足吾所好玩而老焉”、“曼生陶藝”等印章可以看出，當時的顧景舟 已有良好的篆刻功底，在壺坯上鐫刻名家字畫也不是沒有可能。再從顧老后期和劉海粟(福壽夙慧壺)、范曾(仿鼓壺)、韓美林(鷓鴣提梁壺)等畫家的合作來看，均由其本人鐫刻并落款，可以看出顧老有這樣的愛好和習慣。
第三，從上文所列舉明確表明鐫刻者的兩處文章的發(fā)表時間來看，顧老寫這些文字時，在紫砂領域已獨樹一派，自成一家，大可不必用混淆這些鐫刻的作者來為自己攬名，而顧老記憶力出奇的好是大家公認的，因此也幾乎不大可能出現(xiàn)記憶上的偏差。
所以我的看法很明確：尊重作者的觀點，大石瓢壺上的鐫刻確為景舟先生本人親力親為。
這背后是否還有些其它可能，例如這些鐫刻是否是顧景舟 在談堯坤的指導下完成，或者原本流傳鐫刻者為談堯坤的說法一度也是顧景舟 先生自己的言論，因為那時談堯坤鐫刻上的名氣確實大于顧本人。這些有趣的話題確實一言難盡，因為歷史往往就是這么復雜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