普洱茶的歷史源流及制作演變（上）
在當時已有一定的生產(chǎn)規(guī)模，并作為商品，形成一定市場。
但何以要說《蠻書》中所指的茶就是后來的普洱 茶呢？我們來看光緒《普洱 府志》卷十九食貨志所載：“普洱 古屬銀生府，則西蕃之用普茶，已自唐代。”據(jù)此可知，云南銀生府所產(chǎn)之茶在唐代時就已行銷西藏，但尚無精制加工之法，是后來“普茶”的初期形態(tài)。
二、普洱 茶名稱的來歷明洪武十五年(公元1382年),明朝平定云南后,派軍戍邊,并讓中原、江南大批民戶到邊地屯墾，分為“軍屯”、“民屯”、“商屯”三種，隨大批外來移民的遷入，帶來了中原地區(qū)先進的蒸青團茶制法。
明萬歷年未年，謝肇淛(公元1567～1624年)，在《滇略》記載：“滇苦無茗，非其地不產(chǎn)也，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，即成而不知烹瀹之節(jié)，猶無茗也。昆明之太華，其雷聲初動者，色香不下松蘿，但揉不勻細耳。點蒼感通寺之產(chǎn)過之，值亦不廉。士庶所用，皆普茶也，蒸而成團，瀹作草氣，差勝飲水耳”，這是“普茶”一詞最早出現(xiàn)在文字記載中。
從“士庶所用，皆普茶也”這短短八個字中,我們可以得知在明萬歷年間,“普茶”作為一種商品，已廣為流通,被當時云南各階層所普遍接受，已經(jīng)是一種暢銷商品。
“蒸而成團”四字則指出了當時普洱 的加工形式有所改進，已由唐朝時期的“散收，無采制法”演變成了將鮮葉蒸揉后制為團茶形式,但制茶技術有缺陷,被當時中原人士認為是“不得采取制造之方”、“差勝飲水耳”。
其后，方以智于明朝未年撰稿的《物理小識》(公元1664年)載：“普洱 茶蒸之成團，西蕃市之。”此處已明確提出“普洱 茶”之名，并指出普洱 茶在當時已遠銷“西番”，制法為“蒸之成團”，而此時距清朝設普洱 府尚有百年。
參考《普洱 建置歷史沿革》：“古普洱 地方至元朝未獨立設府也無“普洱 ”地名。到明朝洪武十六年（公元1383年）起用“普耳”為名。明朝萬歷年間（公元1573年—1620年）改稱“普洱 ”;又據(jù)明·李元陽撰萬歷《云南通志》（公元1574年)卷十六“貢象道路”載:“由景東歷赭樂甸行一日至鎮(zhèn)源府，又行二日始達車里軍民宣慰使司之界，行二日車里之普耳，此處產(chǎn)茶。一山聳秀，名為光山。有車里一頭目居之。”，而乾隆年間趙學敏所撰《本草綱目拾遺》（公元1765年）一書亦載：云南志·普洱 山在車里軍民宣慰司北。其上產(chǎn)茶，性溫味香，名普洱 茶。
至此可知，“普洱 茶”得名之初是以地得名，其名隨地名更替，當時的普洱 茶應是指車里軍民宣慰使司(駐今景洪縣景洪，轄地較今西雙版納略闊）轄地普洱 （今普洱 縣）所產(chǎn)之茶。且由車里軍民宣慰使司派遣一頭目加以管理,遠銷西蕃等地,制法參考了中原傳入的較先進的蒸青團茶制法,已有所改進，但技術有待提高。
三、普洱 貢茶的輝煌明太祖朱元璋歷行“茶馬政策”，于洪武二十四年（公元１３９１年）下詔“廢團茶，興葉茶”，促進了炒青綠茶的發(fā)展。但云南地處邊垂，未經(jīng)中原統(tǒng)治，并未受其影響。
至明末清初，西南各省屢遭兵燹戰(zhàn)亂，清人揮兵南下平定三藩之亂后，重建統(tǒng)治秩序，恢復和發(fā)展原有的農(nóng)業(yè)生產(chǎn)，又一次帶來中原先進的制(炒)茶技術。
公元1644年清朝建立后，云南各地先后收歸清政府統(tǒng)治，雍正四年（公元1726年），清政府指派的云南總督鄂爾泰在云南推行“改土歸流”政策,雍正七年（公元1729年）設置普洱 府治于寧洱，列普洱 茶為貢茶，獻于皇室，使普洱 茶進入了一個歷史上的輝煌時期。
清人倪蛻于《滇云歷年志》（卷二）（公元1737年）記載：“雍正七年己酉，總督鄂爾泰奏設總茶店于思茅，以通判司其事。六大山產(chǎn)茶，向系商民在彼地坐放收發(fā)，各販於普洱 ，上納稅課轉行，由來久矣。至是以商民盤剝生事，議設總茶店，以籠其利權。于是通判朱繡上議，將新舊商民悉行驅(qū)逐，逗遛復入者俱枷責押回。其茶令茶戶盡數(shù)運至總店，領給價值，私相買賣者罪之。稽查嚴密，民甚難堪。又商販先價后茶，通融得濟，官民交易，緩急不通。且茶山之于思茅，自數(shù)十里至千余里不止，近者且有交收守候之苦，人役使費繁多，輕戥重秤，又所難免，然則百斤之價，得半而止矣。若夫遠戶，經(jīng)月往來，小貨零星無幾，加以如前弊孔，能不空手而歸? 小民生生之計，只有此茶，不以為資，又以為累。何況文官責之以貢茶，武官挾之以生息，則截其根，赭其山，是亦事之出于莫可如何者也。”
在雍正七年，云南總督鄂爾泰奏請朝庭，于思茅廳選址設立官辦的茶葉總店，指派朱繡任通判之職，親自掌管總茶店，對普洱 茶實行專賣制，六大茶山所產(chǎn)之茶，茶農(nóng)采制后需全數(shù)運交位于思茅的總茶店，待選辦貢茶入貢后方分由民間販賣。
雍正十二年（公元1734年）的官方文告《禁壓買官茶告渝》中有“每年應辦貢茶，系動公件銀兩，發(fā)交思茅通判承領辦送”的文字，可知當時的普洱 茶，雖產(chǎn)于六大茶山，但是集中于思茅集散，貢茶采辦亦在思茅。
清朝以來，普洱 茶進入一個歷史的極盛期，清·阮福《普洱 茶記》（公元1825年)謂之:“普洱 茶名遍天下。味最釅，京師尤重之。”
這一時期，也是普洱 茶花色品種與制作工藝高速發(fā)展的時期，清·張泓《滇南新語》（公元1755年)載：“滇茶有數(shù)種：生性者曰木邦，曰普洱 。木邦葉粗味澀，亦作團，冒普茗名，以愚外販，因其地相近也，而味自虐。普茶珍品，則有毛尖、芽茶、女兒之號。毛尖即雨前所采者，不作團，味淡香如荷，新色嫩綠可愛；芽茶較毛尖稍壯，采治成團，以二兩四兩為率，滇人重之；女兒茶亦芽茶之類，取于谷雨后，以一斤至十斤為一團，皆夷女采治，貨銀以積為奩資，故名。制撫例用三者充歲貢，其余粗普葉，皆散賣滇中。最粗者熬膏成餅摹印，備饋遺。而歲貢中亦有女兒茶膏。并進蕊珠茶，茶為祿豐山產(chǎn)，形如甘露子差小，非葉，特茶樹之萌茁耳，可卻熱疾。”
張泓記述的云南茶，不僅有產(chǎn)于六大茶山的普洱 茶，還有鄰近地區(qū)產(chǎn)的木邦茶，木邦茶粗老滋味澀，也做成團茶形式，不法商人用來冒充普洱 茶，欺騙外來客商。
而真正的普洱 茶分為嫩度極高的毛尖散茶；嫩芽制的二兩、四兩重的團形芽茶；還有跟芽茶相同嫩度的谷雨后采制的一斤至十斤一團的女兒茶。這三種普洱 茶制品，加上產(chǎn)于祿豐山采剛蔭發(fā)的芽尖制成珠形幼嫩綠茶的蕊珠茶,都是用來進獻朝庭的貢茶。而其它較粗老一些的茶葉，則分散于市面銷售。
這時期還出現(xiàn)了一種形式奇特的茶制品，是用最粗的茶葉熬煮成膏，做成餅的樣子，這種茶膏，清《本草綱目拾遺》載“黑如漆，醒酒第一，綠色者更佳，消食化痰，清胃生津，功力尤大也”，在其卷六《木部》又載“普洱 茶膏能治百病，如肚脹、受寒，用姜湯發(fā)散，出汗即愈；口破喉顙，受熱疼痛，用五分噙口，過夜即愈；受暑擦破皮血者，研敷立愈”。但也有用較嫩的女兒茶熬制的茶膏，是貢茶花色的一種,進于宮庭。
到19世紀，阮�！�普洱 茶記》又多了幾種新的制品形式：“于二月間采蕊極細而白，謂之毛尖，以作貢，貢后方許民間販賣，采而蒸之，揉為團餅；其葉之少放而尤嫩者，名芽茶；采于三四月者，名小滿茶；采于六七月者，名谷花茶；大而圓者，名緊團茶；小而圓者，名女兒茶，女兒茶為婦女所采，于雨前得之，即四兩重團茶也；其入商販之手，而外細內(nèi)粗者，名改造茶；將揉時預擇其內(nèi)而不卷者，名金玉天；其固結而不改者，名疙瘩茶,味極厚難得。”
金玉天，就是后世所稱黃片，較粗老揉不成條；疙瘩茶，即后世所稱茶頭，是茶葉中茶膠豐富，解茶時粘成一團打不散的，味道濃厚，極難得。
另外還有一種改造茶，就是把毛茶老嫩分開，把粗老茶團在里面包心，細嫩茶撒在外面蓋面，然后蒸軟后壓制成形，這種制法改變了歷史以來毛茶分季節(jié)、檔次分別加工的單一形式，將不同季節(jié)、不同等級的茶葉混合加工，使低檔茶的經(jīng)濟價值得以提升，同時也形成了后世拼配茶的雛形，這種方式一種被沿用至今，成為加工大宗貨品的通用方式。
